在具体设计这些规则时，可能只是需要考虑其社会经济效益，而不需要直接考虑宪法的相关规则。

显然，这一规定是采纳了凯尔森的理论。法官进行合宪性解释只是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针对要适用的法律文本进行解释，其解释的对象是法律文本而不是宪法文本，其也不是直接将宪法作为裁判规范运用到案件之中。

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保障私权可以对公权的行使形成一定的制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规范公权的作用。部分宪法学者也加入了这场讨论。事实上，如果对各个部门法的规则进行实证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民法规则并不当然与宪法关于国家机构设置及其权力分配存在密切关联，民法的许多规则可能只是一些技术性的规则，直接服务于交易关系。例如，《宪法》第 33 条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条款、第 38 条关于人格尊严保护的规定等，都可以成为合宪性解释的依据。我国市场经济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而市场是由无数交易组成的，也是当事人合意的产物，应奉行等价有偿、平等自愿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保持自身体系上的自洽性，不应当过多地规定宪法权利，同时，许多权利如果能够上升到宪法层面，则应当由宪法规定，而不应当在民法典中规定。而合宪性解释实际上是以尊重法律的位阶、尊重宪法的最高位阶为基础的。于是，在分享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各类主体需要重新界定自己的角色。

[33] See George A. Akerlof,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84, No.3(1970), pp.488-500. [34]如滴滴公司为保障消费者的安全，相继提出五大措施保障乘客安全，包括分享行程紧急求助号码保护及人像认证等安全功能，加之早前上线的车型一致的验证。[4]参见程维、柳青等：《滴滴分享经济改变中国》，中国工信出版社集团、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网络与信息技术发展不断，新颖的东西亦随时出现，对于创新者本身而言亦是充满了许多的未知数。然而长期以来，法律和规制在应对创新的变迁进程中，显得有些难以为继，有时甚至成为阻碍创新的羁絆。

[5] See Engobo Emeseh et al.,Corporations, CSR and Self-Regulation: What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German Law Journal, Vol.11, No.2(2010), pp.230-259; Dan Awrey,Complexity, Innova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Modem Financial Markets，Harvard Business Law Review, Vol.2, No.2(2012), pp.235-294. [6]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6年5月19日。在分享经济领域，善于利用自我规制就是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发挥技术的优势，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规制工具。

就立法技术而言，实验性规制中通常含有日出条款、日落条款和审查评估条款。[8]参见[英]亚历克斯•斯特凡尼：《共享经济商业模式——重新定义商业的未来》，郝娟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页。当然，为了消除规制的不确定性，有时立法者还会设定最后期限，要求规制者于此时必须作出规制。[36]基于创新，人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成为运作成功、自我规制的典范，进而不断提升经营水准，满足消费者需求。

在学习中，规制者要收集信息，校正政策目标，调整规制工具，评估政策结果。[43]参见张冬阳：专车服务——制度创新抑或违法行为？，《清华法学》2016年第2期，第156、168页。要给创新留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不能使创新因规制而停止。这是因为，一方面许多领域的分享经济实践面临着法律规范、规制的完善甚至法治思路的变革，需要深入研讨法律、规制与创新的互动性问题。

二、创新和规制的互动关系 就分享经济的创新实践而言，各国在经历了任由其发展、新旧产业冲突甚至罢工、游行、诉讼之后，进而才从观望、禁止、犹疑转向明确支持的态度。[9]同时，创新本身颇具复杂性，严重的情形是引发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更可能导致对消费者保护产生困境。

中国虽然在中央层面规定了相关的规制要求，但是仍然给地方留出了规制的空间。不仅仅强调非政府主体的参与，而且强调多元方式的使用，进而通过规制实现治理、通过治理实现规制。

此种做法对于新兴行为，如转基因食品、人工智能等创新行为的规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方面可以维护消费者的安全，这是规制的重要目的。不过，新规则及地方落实的效果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问题的关键点仍然在于如何对待新旧产业、如何理解创新的特征，以及创新和规制的互动关系层面。进而，如果规制工具和方式仅仅局限于事前行政许可以及事后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方式，使得规制者和被规制者处于对峙状态，那么也很难持续促进创新。两相比对，2016年7月再次颁布的新规在理念上有所改变。摘要:  创新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意味着将新知识适用于产业发展，亦可能引发市场、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9] See Ronald R. Braeutigam,The Effect of Uncertainty in the Regulatory Delay on the Rate of Innovation，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Vol.43, No.1(1979), pp.98-111. [10] See Janelle Orsi, Practicing Law in the Sharing Economy: Helping People Build Cooperatives, Social Enterprise, and Local Sustainable Economies, Chicago: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2013, p.563. [11] See Adam Thierer, 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The Continuing Case for Comprehensive Technological Freedom, Arlington, VA: Mercatus Center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2016, p.109. [12]具体分析可参见彭岳：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以互联网专车为例，《行政法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17-131页。

另一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分享型平台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建立起了基于算法的治理机制，在保证平台正常运行的同时，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诸多的经验，为推动社会治理向多元化和开放性治理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基础。[22]See Lars Noah,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 Pitfalls of Unregulated Biomedical Innovation，Florida Law Review, Vol.55, No.2(2003), pp.603-665. [23] See Tim Wu,Ageng Threats，Duke Law Journal, Vol.60, No.8(2011), pp.1841-1857. [24] See Shubha Ghosh,Introduction: Can We Incentivize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in Shubha Ghosh Robin P. Malloy eds., Creativity, Law and Entrepreneurship,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2011, p.3. [25]参见注[5]，Engobo Emeseh et al.文，pp.230-259; Dan Awrey文，pp.235-294. [26]有关学习观的问题，可参见王贵松：风险社会与作为学习过程的法——读贝克的《风险社会》，《交大法学》2013年第4期，第173-175页。

但在分享经济模式下，公众对于就业机会的创造者不再具有强烈的期待，公众亦在为自己创造机会。[21]不过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一些创新行为则应该受到规制，否则就会引发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同时，更为政府规制的发展带来了较多的挑战和机遇，为社会治理带来了创新的契机。对企业而言，在推动科技创新、实现企业盈利的同时，要展开自我规制，在企业发展中形成有针对性的交易规则、质量与安全保障、信用评价机制、个人数据保护等自我规制体系，用以保障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并弥补政府规制的空隙。

为了使规制与创新能够尽量保持同步，政府要在充分了解创新特征的基础之上，处理好是否规制、何时规制、规制方式的选择、规制时限的设定以及规制实施效果的评价等问题，从而实现创新和规制的良性互动。以分享经济为代表的创新导致经济社会结构变得复杂，私人主体凭借技术优势有能力也有意愿积极参与到规制过程中来，这也导致规制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过程。而对于如何规制的问题，各国大致有两种做法：一是主张分享经济实践和传统经济模式并无二致，应该受到既有规制的拘束。对于中国而言，中央政府自2013年以来实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政策，大力提倡创新、创业，鼓励互联网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关注创新与规制之间的关系并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让规制与创新能够保持同步。

马化腾等：《分享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新经济方案》，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9-10页。众所周知，尤其是过去几十年，各种经济社会和技术创新均在实质上改进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增强了市场产品的多样性、数量和安全性特征。

而另一些企业则因无规制可依，无所顾忌、恣意妄为，导致商业运作中一些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在未来规制时很难得以纠正。[38]第二，重视与政府规制的协调。

结语 全球分享经济发展迅猛，创新动力源源不断，这也为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少的惊喜。[52]中国政府近几年来亦对传统规制模式进行了改革，倡导事中事后规制、强调权力下放以及放松规制，但多数系规制体系内部的改革，更多体现了便宜执法的色彩。

注释: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15ZDA04)的阶段性成果。[42]参见[日]大桥洋一：《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吕艳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286页。有时信息过多，反而会影响决定的作出。事实上，企业会基于占有市场的考虑而不断提升自我规制的水平。

就社会而言，协会要在加强产业间联系与协作，推进信息共享和标准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创新本身与风险、机会等相连，而政府规制则与稳定性、可预测性相伴。

实验性规制并非一劳永逸，[45]必须经过适用、评估、修正或者废止等几个阶段，才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第三类是规制对创新并无直接的影响，此种规制有可能是冗余的规制，应予以及时清理。

[15]尤其是行政许可或者对产业的其他准入要求，或者基于风险预防的原因，认为新兴产品具有潜在风险而不得运营。更多地利用自我规制，就意味着政府规制将呈现出框架立法的现象，即立法不再要求详细规定，而仅要求相关原则性与必要性规定。